第八十二章 北郊工具箱少的不是照片（1/3）
工具箱被抬到旧调度室的长凳上。
箱体是薄铁皮，原来刷蓝漆，经过废料堆的雨和太阳，只剩转角还看得见颜色。锁扣已经断，内侧有六道长短不一的划痕。杜海说最早用它装扳手，后来工具太多，箱子改存六辆旧车的第一次上牌照片、底片、司机手印样和维修草稿。周年宴前，它失踪三天，在废料堆找回时，工具还在旁边，纸没了。
当时的失物报告只写照片七十二张、底片十二条、手印样二十六页。没有薄文件袋。
杜海坐在门边，不能碰箱。他停职以后交过全部车场钥匙，今天进库由两名车主代表与外部账房同时开门。他若提供线索，记录写“历史经办陈述”，不写恢复职务。阿木站在铁板钥匙柜旁，也不替他答。
“为什么没报袋？”我问杜海。
杜海说自己没看内容。七月从仓储工具库领来旧纸盒时，照片、底片与一只薄袋混在一起。袋上没有独立编号，只写“老阮—车”。他以为是照片的外套，后来把所有纸换进铁箱，袋也压在底下。失窃以后，他怕老阮知道自己连早期车档都没守住，只按能数清的东西报。
“没数清就不算丢？”老阮问杜海。
杜海低着头回答：“那时我想先找回来再补。”
先找回来再补，是青川旧问题里最常见的一句话。货少了先拿下一车补，签名缺了先用熟人认，原件不见先放复印。只要后来找回，表面便没有发生过差错；一旦没找回，最早那一刻也已经被拖得没人记清。
我们先重建工具箱三天的路径。
七月二十件经办，也没有人去问他“转存”给谁。
黄世安的工作交接只有一只帆布包和一本口袋簿，十月由妻子领走。妻子住在北郊外，红姨先通过原雇用登记联系，没有让阿木直接上门搜。她听说我们要核丈夫遗物，要求先说明薄袋是不是公司追责、会不会扣最后工资。黄世安最后一月工资与丧葬补助早已结清，任何发现都不能倒扣家属；若有公司文件，家属可以在见证下返还，个人物品不进入检查。
她同意十一月七日到白鹭，不同意我们提前去家里。
在此以前，薄袋是否仍在帆布包只是可能。我们继续查黄世安件套。最后一行没有签收人。
照相铺还在北郊街口。老板记得收过四张被雨泡坏的相纸，杜海后来让他按底片补洗，底片却已经少了几格。铺里保留一张试印联系表，上面能看见六辆旧车二〇〇〇年的车身、车牌与司机，没有文件内容。我们依法购回属于车队的联系表，铺主出具来源。照片线索因此补回一小部分，薄袋仍不在。
一张照片里，六辆车第一次排在金鸥后院。车门尚未刷断翅，车头分别挂牛皮纸袋，袋上写购置凭证编号。最右一辆车旁站着阮文山，那时他还没有以我的名字做任何签收，右眉的疤也不明显。老阮看见后把照片翻过去，不愿让所有人围着死者辨脸。
照片不直接证明十二万元与一成二，却能确认基础盘车辆的身份。二〇〇件封装里很常见，不能作为唯一来源；它至少证明薄袋在箱里放过较长时间，不是杜海事后为减责编出来的一句话。
更有用的是箱盖内侧一层铅笔字。杜海为了给照片排序，曾写六个车号；车号下面还有一串海货贸易行回程编号，前缀“海二—回”，末尾是“车基一”。它与苏桂记得的另一袋相合。那只薄袋很可能装十七份里最后一份与车辆基础盘相关的原件。
如果家属十一月七日带来的只是个人笔记，数字不会增加；如果原件在，这一轮第六份才真正回来，总数由十四变十五。我们没有提前写进成绩。
杜海看着工具箱，问这份陈述会不会让自己多一项隐瞒。
黎真回答会。未报告无编号文件是事实，后来主动说明也是事实，两项并列，不互相抹掉。调查结束后如何处理由既有程序决定。老阮想替他说当时周年宴忙，被我拦住。忙可以解释为什么犯错，不能让薄袋在记录里重新变成不存在。
阿木把空铁箱重新封存，不再放回钥匙架下。车场需要历史照片，用联系表的带水印副本；原照片若以后找回，先入档，不拿去做公司展览。周年宴把太多旧物集中，已经给过一次教训。
工具箱线索核到十月三十一日，十一月一日外部账房提出先复核十二万元与六辆车。理由不是要再次决定一成二，而是薄袋标签写“老阮—车”，家属返还后，必须知道哪些页属于已厘清的历史，哪些是新增原件。若我们自己都把十二万元、六辆车和路线权益说成一件事，任何人拿出一张旧纸都能再把它们换一次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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